我们一定不能忘记，即使在看似毫无希望的境地，即使面对无可改变的厄运，人们也能找到生命之意义。那时重要的是，能够见证人类潜能之机智，即人能够将个人的灾难转化为生理，将个人的厄运转化为人类之成就。当我们无法改变客观事实时--比如换了不可治愈的癌症--我们就面临着自我转变的挑战。
我举个再清楚不过的例子：一名年迈的、患有严重抑郁症的全科医生向我咨询，他无法接受妻子的死啊网（她在两年前去世，他爱她胜过世上的一切）。我怎么才能帮助她呢？我该告诉他些什么？我努力克制自己，不说别的，而是对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“医生，如果你先她而死去，而你太太在你死后还活着，那会怎么样？”“啊，”他说，“拿他可就受苦了，她怎么受得了啊！”我马上回答：“你看医生，她免除了这样的痛苦，你替代了她的痛苦--当然，代价是你现在还在活着，并且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”。他没再说话，摇了摇头，悄然了离开我的办公室。在一定的意义上，一旦找到了意义（比如牺牲的意义），痛苦就不再是痛苦了。
当然，这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治疗，因为，首先，他的抑郁还不能成为癌症；其次，我不能改变他的命运，我不能让他的妻子复活。但在那一刻，我的成功地改变的他对待不可改变命运的态度，从此以后，他至少看了看自己痛苦的意义。这就是意义疗法的要义至：人主要关注的不是护额的快乐或避免痛苦，而是看到其他生命的意义。这也是人们为什么甚至准备去受苦，在这个意义上，他的痛苦额有了意义。
但是，我还要更清楚地进一步阐述：无论如何，遭受痛苦不是寻找意义的必要方式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即使在遭遇痛苦死，人们也有可能找到意义--假如痛苦是不可避免的话。如果痛苦是可以避免的，那么有意义的事就是去消除痛苦的根源，不论这种原因是心里的、生理的或政治的。遭受必要的痛苦与其说是英雄行为，不如说是自虐。